[老三届] 陈武：那时候，学生还给老师行鞠躬礼

作者简历

      陈武，山阴县杨庄人，生于1948年，64级初中生。曾在合盛堡公社、山阴县国营化工厂、山阴县国营糠醛厂、山阴县国营电石厂工作。现任山阴县三晋文化研究会理事，朔州市楹联协会会员，山西省、朔州市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主编山阴县《杨庄村志》。现住太原。

原题

让文化的翅膀

承载人飞翔一生

作者：陈武

01

人之初应启蒙

我终身的一点文化积累，理所当然是启蒙于故土的杨庄小学。参加工作后一直较为顺风顺水的路程和退休后取得的一些文学成果，更是得益于神圣的教育事业。

我家世代种地，没有文化。父亲只读过两半个冬天的私塾。母亲娶的是西杨庄人，她们全家是从洪涛山腹地搬下来的，半字不识。解放前姥爷养着三头毛驴，与舅舅起五更睡半夜上西山驮炭，开了个小炭场卖给坡下人，赚点差价补贴生活。时间久了，人惯了，开始出现赊账，但怎么记账就出现了难题。母亲心灵，发明了一种“天账”，用香头烫麻纸，张三李四，短多欠少，记得一清二楚，并无差错，而使生意继续下去。这种记账法也只有母亲一人清楚，现在的人，你们看没文化有多难！

我是1958年入学的。到学校老师问叫啥名字？问父亲说：你这一辈，两字取名，就叫“陈五”。生我那年满月，爷爷下世52岁，为纪念祖父而取乳名“五十二”。老师以武代五，就这样叫了一生。父冠子名，重于泰山，但我一生对这个名字却不太满意。我爱学习，得到奶奶的启发也很重要。老人家是本村石家大户的女儿，言谈举止有一种大家风范。虽说认不得几个字，却有一种氛围，方言土语，虽不太押韵，但听起来就是文化。比方“天地君亲师，纸笔砚墨书”“人不念书是瞎子，树不捅修是八子”“再有个好心记，不如杆乱笔墨”等等。她又给本村老师做饭，常说些学校老师的事，于我影响也不小。

那时，新中国还成立不久，加上咱村的贫寒，人们对念书还不是那么迫切。有的人家确实是拿不出三块两块的学费和纸笔钱来，很大一部分人家却是舍不得家里的大半个劳动力，拾茬、拔草、挑苦菜、挖黑根、推碾、看弟妹等碎营生一大堆。所以，上学的适龄儿童参差不齐，人数也不太多，普遍上学迟。留级的、跳级的也有，入学退学也比较频繁。为此，每班的同学定数变动较大，也记不准是多少。尤其在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都在为吃饱肚子奔波，辍学的更多。在我刚升上四年级不久随家里去包头落户走时，只记得有同学郭加义、剧世举、剧世满、陈秀梅（陈禄全姐）、梁月兰（梁启宏姐）、剧锦余、张秀清（张杰姐）等六七个。

我们入学时不叫班长，叫级长。也许是天性，我对念书却是热爱。那个时候还遗留写仿，毛笔买的是金钩铁画，墨是金不换。记的三年级时，不知写的好赖，但已经能为邻居家写对联画窗花。

学校当时只保证两位老师，上数学一人，上语文一人。我入学时是郑建州、李惠田。后来又接换来了温官义、沈明、祝如善。学生是一个教室两盘冷炕，分两个年级。炕桌有的是家里旧有的，或是旧板、腿子钉在一起，以及吃饭的炕桌子，面对面二人，侧身对着地下，一排向右看，一排向左看黑板和老师。

当时的李惠田老师，大概他是校长，不管他有什么不足的地方，但这个人穿戴齐整，很像有钱人家的子弟，并且是正规师范毕业生，很多时尚新潮的东西都引进了杨庄小学，管理也比较规范严格。比方：普及普通话、学新歌、上堂歌，学生给老师行见面礼（鞠躬礼），中午不让学生乱跑，饭后按时回学校并起课桌男女间隔午睡，（说是打破封建思想）。不让学生剃光头，用给金沙滩植树挣下的钱买回理发工具推分头。后来还买了脚踏风琴，还有照相机给人们照像等等，是个很时尚的老师。他穿着凡尔丁裤子，戴眼镜，抹发油，珠光宝气，和村里人的破衣乱衫相比，有天壤之别，人人羡慕人家。他早饭后早早站在学生上学的路口，就等着学生们的一鞠躬“李老师，您好！”“同学好！”这骄傲的一刻。

那时的年中是放秋假。

杨庄村学校旧址

02

       读书受人看重

1960年的艰苦生活，使我家萌生出了背井离乡的想法。过了年，家里给包头亲戚去了一封信，辗转两个月收到回音，趁五月端午中午，一家人偷着从金沙滩车站（政策不许外流）。到了包头，住在亲戚家等待落户，父亲也找到了工作。谁知全国形势一样，城市人口同样压力很大，包头开始冻结下户，一大家人，回老家吧觉得面子上下不去，只得在亲戚们的帮助下往传说能吃饱肚子的蒙汉交界乌梁素海一带去落脚。

我们被安排到乌拉特前旗一个叫阿拉伯公社的11 号大队。从西山咀下火车后，坐骆驼平板车走了多半夜才到了。说是大队，一共连新去的五家才不到40口人，而且分布在五六平方里的一个地域内。我们那个破院住了山东、河北来的和我们三家。芨芨草一房来高，荒凉无际，也不知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反正马、牛、羊特别多，烧炕用的是干牛粪。到食堂打饭走二里多地，多数是吃糙米，有时也吃点馒头，一个星期杀一只羊，可以吃饱。

我们的大队长叫尔其巴土，蒙古族人，整天骑一匹黑马像飞一样地到处跑。他儿媳妇是食堂的管理员，叫吴梅，汉族人，不到20岁，长得又白又俊且温静贤淑，只是不识字，只能写1—9几个洋码字。旗里的骆驼车送食品，收到什么东西她就画个象形，比方胡萝卜就画个萝卜样，账目的多少出入只有她知道。

我们同年上下大约也有六七个孩子们。一次，旗里送来口粮食品，大队长不在，赶车的让往发货单上签字，但周围谁也不会。吴梅和我们也惯了，问我写来写不来。我就给签了“儿其巴土”四个字，媳妇直夸我聪明（后来我回想起来很可能儿字应该是尔字）。

时间不长，管理员又发现能写会算的数我好，便让我帮她算账登记。我已经是四年级学生了，100以内加减法那是不卡手的。乐坏了吴梅，不仅夸奖我，还称我小老师。隔一段时间就叫我帮她的忙，她一边说，我一边写、算。后来她跟我妈说还要认我做弟弟，我妈说：“本来他就该叫你姐姐。”

从那开始，她常常给我口袋里装些嫩萝卜、夏果子等好吃的。每杀一次羊，她就会割上两斤左右羊肉，让我祖母或母亲打饭带回家去（父亲每天在十里以外的公社盖房）。她们那里的羊肉都是和土豆、萝卜、茴子白一块大煮烩着吃。

秋天，认识了一个应县的司机在乌梁素海往呼市拉鱼，去我家灌水，看到我们家的情景说：“看你们这点行装，快回老家去吧，这地方的冬天大变天连羊都会冻死！”真个也是，听了老乡的话，我们果然中秋节晚上吃了顿饺子，像去包头时一样，连夜绕了叉路，去了西山咀前面的一个车站，坐上慢车，第二天后半夜才又回到了老家。

一路上多亏了我认的不少字，走到哪里都有蒙、汉两种字体的标示（当然也有不认识的），可是不用多问人，识得字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个时代，确实是穷困，走到二铺和咱村，寂静一片，连个喂狗的人家都没有。端午到八月十五，不零不整100天，成人后我把它戏称为“百日维新”。

至于11 号大队那个姐姐，我至走都没叫过她一声。我想：无缘无故叫下她个什么姐姐？长大后，后悔真该叫人家，甚至遇到出差路过还应该去认一认才对。可是一生大约为单位出了二三十次差，偏偏一次也没去过那一带。

杨庄村明代堡墙

03

文化可改变人生

果然，1962年大批的城市人口被压缩回村，称“六二压”。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困难时期也逐渐过去。但随之也增添了很多的学生。

就这一年，我升到了合盛堡高级小学，记得还有剧世清、陈建雨、石玉礼、剧世贵等四五个同学（记不清还有谁）。

我读小学时期，听说山阴县城只有两个初中班，大量的高小毕业生读不了初中。1964年，根据有关政策安排，下边有四五个公社也相继成立了初中学校，咱村的我和陈建雨、剧仲环、张月兰、张世钧、剧世贵被招收入“六四级”合盛堡农业中学，共两个班80多人。紧接着是“六五级”“六六级”。但考试也开始紧缩严格起来，杨庄“六五级”只考住了张世有一人。

临近毕业的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掀起，我们开始全国大串联，接受运动的洗礼。到1967年冬各回原籍，再也不能中考、高考而读书深造了。

从那时起到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的高中生不多，中专生很少，大专生稀有，大学本科生更是凤毛麟角。为数不太多的初中生也算是高学历了。

我回村的那年冬天，参加了民兵连，陈禄凡任连长、陈建雨任副连长，我担任文书，并兼任一、二小队的“毛泽东思想妇女学习班”辅导员。

1968年，合盛堡公社要下乡解决部分村庄两派斗争的问题，干部力量不足，就从公社下属单位及各村借用贫宣队员，颇有文化的村书记季文礼推荐了陈禄凡和我，加入了来远村工作队。禄凡分在队部，我是六小队的工作组长，带领张丙霞、曹兴二位队员，组织社员劳动、开会、学习，多亏有点文化根底，搞个文化方面的工作还是能派上用场。

两年下来，公社的新任书记马福很有文化，也是个很爱才的人，他曾夸奖我说：“这孩子这点文化程度还行”，于是第二年把我一个人安排在兴盛堡蹲点，协助春耕及农田基本建设，重点是完善斗、批、改运动。我们接受了短期的培训，每人发了一本“六厂二校”的单行本经验选编，我是一字一句的学习领会，根据杠杠曾经救了一名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的危重病人（文章曾被登载在《太原老龄》《阅读山阴》等刊物上）。后来公社请示了县“领导组”，鉴定是正确的，得到公社书记马福的赞赏，并在全公社各村领导参加的兴盛堡现场大会上得到表扬，并当场为当事者刘成皋平了反。这件事使我感受到文化亦能帮助人识别对错。

1970年下半年，我被抽到合盛堡大队工作队，分管民兵工作。书记秋收前曾找我谈话说：“这次一打三反运动结束后，我给你解决了组织问题，给咱回村当村主任去”！当我和家里人说了此事时，奶奶、父亲都极力反对。他们说起三查斗争和土地革命运动时杨庄的残酷，并说我的性格是当不了杨庄的干部，让我和领导说在外边找点工作，如果领导不答应，就学点手艺吧。

当我和马书记谈了此事，书记沉思，也表示赞同。果然这年冬天让我接替公社话务员工作，并让武装部长刘恒山与我谈话说：仅当话务员是浪费人力，大材小用，让我把公社自己的食堂办起来，从刘廷茂的供销社伙房分离出来，兼上管理员。我答应了，身兼两份营生。合盛堡公社的食堂我是创始人。

04

     文化就是能力

1970年正月，我的母亲不幸去世。我家像天塌了一样，无力打发，公社信用社给我贷了30元钱，含痛安顿了母亲。父亲留下一个老妈、四个孩子，一下没了方寸，视我为主心骨，让我安排工作不要走远。我一说此事就泪如泉涌，心想能不离公社找个八大员就行。

谁知这一年山阴县国营化工厂办在了合盛堡地带，事遂人愿，能争取到这样一个国营指标就再好不过了。虽说马书记说要给我等一个事业编制的单位，但我心已定，把父亲的想法讲给他听了，那就只有这样了，回村当干部入党的事便搁过了。分到工厂后，全国巧遇大转正的一年，被一个不作为的厂书记延误压报。尽管中央发现后又补报了一个“1971年11号”文件：应转误转的一切人仍按原条件执行，只是户口都留在了原籍，人却脱离了农业，两不着边。入党一事更被耽搁。另外还有铁厂几个单位，未转正的一共被贻误百十来人。

分到这个工厂，上级决定生产新产品碳酸钠、氯化铵。赴北京、石家庄学习时，工业带队人说我学得好，理解能力快，就让我学了化验。在化工行业待过的人都知道，分析工作是原料、工艺、产品的眼睛，因此数据精准很重要，而计算是其中的重头工作。在那个没有计算器的年代，全靠算盘。加、减、乘、除全要用上，几年来我学的珠算又快又准，为后来搞数字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几年来，培养出几个女化验员后，我被委以质检主任，学习、开会、出差，兼负了很多额外的工作，搞过优选法、试验过触媒、除草剂等，一直到工厂搬迁到县城的1979年停办。

 一个县的工业系统是一家人。工厂下马后，我们有四人被分到国营中型企业糠醛厂。这个厂每年的利润、税收均占到县财政的30％左右，是雁北地区屈指可数的好企业，所以人们都是挤门子寻关系进来，绝大多数人都是有背景、有靠山的，甚至还有副书记、副县长的子弟好几个。

我们半道插班子十分不易。好在都是有技术和优秀人员，在生产上考验了几个月，而未上一线。第一年冬天，财务科发现我搞数字工作比较熟练，便让我担任了这一年收料最多（6500吨）、价位最多（集体、个人共八九个价位）的应县原料站会计，由于结算利索而准确，得到厂部的表扬。收料完毕的第二年又代理了四个月的劳资结算员，三四百职工的工资、奖金没出现过任何差错。第三年又让我担任了应县石桥分料站的站长。

05

     良禽也需择木而栖

1984年，企业时兴“厂长负责制”。新任不久的县国营电石厂许厂长，曾帮助化工厂起死回生，与我多次出差，相处得不错，一天找我，说电石厂缺个办公室主任，想让我过去。我很犹豫，就找糠醛厂书记贾兴国征求他的意见。贾书记听了说：你们化工厂过来的樊建和你都很能干，早想给你们个正身儿，但岗位已满，需要过程，眼下还轮不上你。说实话，我们是不想让你走的，但办公室主任是个正经职务，又怕误了你的前程，你自己定夺吧。

沉默之际，书记把话题一转又说：要么这样吧，要过去别办调动手续，算借过去。呆的不顺手，这边的门还给你开着，几时想回来就回来。书记真诚的话语感动得我真想掉泪。我说：要么过去试试。过去人们常说毛主席“英明”，这样一位基层干部也完全可以用“英明”二字形容。因为后来的发展果然如他所料。

我过去虚二年，电石厂的领导班子就出现了不团结，矛盾丛生，意见分歧。我拿着行政公章，劳动局有一人想从应县化肥厂调一人来电石厂，反调令已开来，但他们二人意见相反，拍桌子把茶杯都震在地下打碎。两个多月盖不了章，使我费了好多口舌，周旋三人之间才办了。还因为其他原因，以至县委书记杨礼下厂调解也没有缓和多少。这个厂效益不好，待遇也不高，奖金不多事倒不少，我觉得大不如糠醛厂，便萌生了再回去的念头。

瞌睡了来个枕头，糠醛厂会计丰向前正好找我去闲坐，问我待得如何。我便把电石厂情况说了，不知小丰是无意找我，还是故意给我递讯说：朔县老站缺了站长，刚刚又成立起两个新料站，要么还回吧！听了此话，我第二天就找了原厂财务副厂长李连科和贾书记，二人一致对我说：不可脚踩两只船，要回来，就定下来，给你个料站站长，朔县、大同、大同县三个料站由你挑！

06

      文化更需品德

当我和许厂长辞职时，许厂长十分不愉快，他说：让你过来帮忙，你却中途要走。这一次的分房，中层领导不多，但有你的名额。我没有和他多解释什么，只是说：我估计你和书记迟早要分开，我要是走在你的后边，我就一文不值了（果然两个月后，许厂长被调回县科委，任了科委主任）。电石厂的蒋文和、于万和等几个副职背后说：“这个陈武看着就精！”

回糠醛厂我选了大同料站。一连干了六年。当孩子们考上怀仁一中和七中时，总厂连山阴的住房、转学一切都安排妥当，调我回来当总保管，带职供应科副科长。在当时那个年代，三大材料、办公库房共500余万元财产，八个车间，六大原料站，四百余人的劳保福利带上八辆大小汽车的配件，机修、电配等共3000余个品种（有库工）。一直干了12年，当要提拔我为质检科科长时，因无合适人选而继续担任，直到工厂因污染市中心而停产后又锁了三年库门才辞职。

我不是为了这篇文章而写教育文化的重要性，而是现身说法，真实感受到我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老三届学生，并没有半点背景和靠山，竟然先后四个单位任用的都是重要工作岗位。即使你忠廉可靠，但没有足够的文化做基础，也是要出问题的。

糠醛厂挑选接任保管人选时，竟物色了将近一年，条件是：一要懂财务、通计算、能干了，二要正派无背景，三要不结伙营私、守得住岗位，四要不酗酒不抽烟，五要必需是国有人员。最后选中我在1991年接任上岗。1993年工厂为我分了府东街第四家的临街楼房，门市面对大街可租赁。并担任了建房小组成员，全厂盖房户的收款任务由我办理（临街的后面还有40余家）。这些临街楼房名额除了县领导的，全厂人员的8％才能分到，比电石厂给我的一处小院强多了。

这一年工厂又为我争取了朔州市化工系统职工子弟山西化工学校的一个定向生指标，一切费用均由糠醛厂负担。我的大儿子也争气，系统24人考试得了第二名。毕业后名额随后就开到了工厂。

07

       让文化在行进中升华

2006年，挚友、山西老区建设公司的董事长村人张杰跟我说：咱村虽然贫苦，但我们毕竟是生养在这片土地上，咱试着写一本书，为村里做点事情，你能写，我出费用。

心有灵犀一点通。先得到了村书记季少荣的赞赏，又求得山西大学历史学教授张世满的指导，取名叫《杨庄村志》，又联络了老书记陈禄凡，聚拢了剧世成、段连章、陶占有、梁启余、陈禄文、陈禄先、段连江等一拨热心者，访老者、找资料、收信息、看现场，四易其稿，历经三年有余，2009年写成了一本30万字的《杨庄村志》。除内外村民每户一本外，社会上赠送100余册。省、市、县有关单位亦收存十余册，并颁受了荣誉证书5个。

山大历史系的有关学者点评说：这本村志截止目前是山西晋北村志第一本，是山西省民间修村志第一家。张杰与作者的这种公益举动被第三轮“山阴县志”登载和记录。张世满说：没有张杰、陈武，就没有《杨庄村志》。包头的村人张世英说：“恐怕有的大学生也写不出来，几个初中生却把这件事做成了。”山阴县文联主席黄冀说：“不仅写得好，而且全书没有一句病句。”时任山西省政协文史委主任的一位女士说：这本村志，为山西北方的农业发展和农村工作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本村志撰写了四年，实质使我又读了四年书。

同乡会在杨庄村委交流，右二为作者

我从18岁初中毕业，至今又已56年有余，尽管再没有专业系统地上过学，但一直没有放弃书本。艺海拾贝，看到什么都想了解了解。多数固然是一知半解，但总能略知一二。数理术算、琴棋书画均得粗通。作者从小读书，最爱语文，亦擅长文学、诗词。为此，自从写完村志和几本家谱后，越发停不下来。原来就与村人陈禄凡、公社书记马福、化工厂王生喜、有机厂段贵琳、乡亲崔海瑞在文学上心心相印，尤其退休以来，有了互联网，又结识了不少大家，如省诗词学会的孙爱晶秘书长，太原桃园诗社和万柏林区的赵玉兰、杜双凤等女士，还有朔州文联的李志斌、温秀丽，朔州诗词学会的师红儒、康彩兰、贺桂梅、马占山、宋建国，网上的小杜牧、徐艺宁、倪进宝，山阴文联的黄冀、郝建平、李丽，还有省厅的石清礼（北周庄人）等写家，更得良师益友，几十年来，向他（她）们学习，使我的诗词、楹联、文章大有长进。国家、市、县以及外省的刊物一共登载了我的作品百十来篇（首），现有诗、词、联1000余首（幅），大小文章百余篇，网络大型平台登载更多，并数十次获奖，被评为当代文学家、诗词百强名家等称号，被国家、省、市诗词学会、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