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改变了我的命运 学习成就了我的事业

【推介词】 这本书中，我最早确定陶占有是杨庄困难家庭走出的优秀大中专学生的典型代表之一，所以这篇文章分量不轻。文中所讲背着占有上学的他二姐叫陶淑兰，我记得和我曾经是小学同学，尽管她比我们年龄大好几岁。从这个意义上说，占有是我小学时期一度的“编外同学”，也不知当时这个小家伙学习感受如何，学下了什么，但印象中是一个两只大眼溜溜转并不怯场讨人喜欢的聪明小男孩。

占有的上学读书过程总体上看不算太艰难，基本上顺风顺水，而且一直是焦点人物。小学时就是喊操的班长，小歌星，临时代课的李富老师还曾把他抱上讲台让他代表班集体演讲；高中是学习部长；中专是学生会的文艺部长，唱歌的明星，拿的是一等奖学金。省计统学校顺利毕业后不久就到了县政府办公室，一共历练16年，不断成长进步，终于被培养成为“党和国家最低领导人”（当过十年玉井镇镇长、书记）。再后来，在“知天命”已过的年龄不认命，又以优异成绩考试成功，变成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处级监察人员，在督察山西各地环境质量的同时，也饱览了三晋大地的风光美景。

占有这大半生真正践行了“上学改变命运、读书使人进步、学习成就业绩”的定律，不仅没有辜负为他上学成材付出心血的家人和老师，而且为他们和家乡杨庄争了光添了彩。

回想起来，我读书的历程非常不容易，记忆里我却是“最早最快”进入学校的。

父母亲进田入地参加劳动，童年时，二姐就开始背着、拉拽着我经常在教室里听课，当时的学校和老师非常人性化，并没有严规禁令学生带小孩到学校，且解录昌校长和我的母亲都是解庄村同辈。二姐本人被父母“要么带弟弟要么辍学”的选项所迫，只能并必须带我进入教室，与她并排坐在教室炕上书桌旁，并告诫千万听话不许吵闹。据当时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说我非常听话，但口齿不清、表达不明，随着他们一起念读、诵唱、做操……成长。

从小到大，都能感受到二姐特别喜欢读书和读书的氛围，但当时的处境和家境不允许啊！作为一个女孩子除了半天辍学代父亲集体（大队）放牛，放学后还得带孩子，打羊草，干农活儿、家务活儿，几乎就是“三天打鱼两日晒网”式念书过程。从9岁开始读书，断断续续念书6年，直到16岁出聘都没有超过3年级，也许这就是她后来格外重视家人、亲戚教育成长的初心。她们夫妻30多年千辛万苦地无私付出，期望并尽力培养双方家里的兄弟姐妹和下一代，通过学习这个唯一路径，多出几个人才，为家族争光、为国家出力。从她们家走出去的大中专学生、研究生达11人，也成为了我本人后期求知欲望强烈，不断追求上进，改变人生命运的动力。

稀里糊涂长大，似乎也是快快乐乐成长，一切过去的往事都回忆不起多少了！

到了升学的时刻，正常升学。小学读了六年，一个原因好像是在三、四年级，课间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在学校东侧房屋檐下，发生了过度亲近（挤旮旯）摔断了腿，少读了半年。估计石世斌和梁存雨等几个小伙伴没少挨家长的骂揍。傍晚才开始疼痛，哥哥、二姐拉着我连夜去白家堡村接骨，石世斌被他妈妈催着陪我一同去的，一路上我们还在逗趣，感觉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好像在1978年，开始实施将春季开学变更为秋季招生开学，小学又多读了半年，所以里外小学我多念了一年。

当时我们班石世斌最聪明，季宗贤（海英）、田茂忠坐得住学得进，是好学生，经常受到老师的夸赞和表扬。我自认智力一般，不是很聪明，但一直求知欲强，也对标好学生，学习还挺努力，也算是个不差的学生。

也不知道老师怎么看上我的，小学以来我好像一直是班长，而且是“喊操”班长。大家说起我当时好得意，我至今都没有感觉，也许是家长的弱势导致缺乏存在认同，也许家里的穷困限制了信心膨胀。

记得好像是五年级，据说公社批复了来远和杨庄两个村的小学合并组成一个少先队大队，我被评为唯一的大队长，我好像还自豪了一阵子。少先队“三道杠”臂章是我妈费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反复几次我不满意，和老妈闹不开心。记得带了臂章只参加过一次公社组织的“六·一”儿童节表演，而后不长时间作罢。

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并没有那么多的远大理想，而且也没有那个想象力。虽然没有留下特别挨饿的年代记忆，但也是物质无比匮乏的感受，人活着也简单，追求的就是为了吃不愁穿不愁。大人们“早出勤、晚送饭，加班干到六点半”的劳动，大集体时统种统收，生产队秋冬集中分粮的场面，过节饲养院集中分肉的场景历历在目。每个人的眼神里、内心中充斥着的全部是村干部手里的斗秤把握是否公平公道。其他就是简单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重复和循环。

那个时候政治运动仍然比较活跃。学校里经常组织大年龄学生唱革命样板戏，开展一些演讲活动，懵懂的小学生绝对不会理解它的内容，眼里看着无比热闹，口里喊着似乎找不到对象目标的口号。

记得最深刻的是，村里剧仲文老汉，儿子老七和我是最要好的玩伴。在我心目中，仲文老汉也是个非常慈善的长辈，那年好像偷了集体的玉米棒，让村里巡逻的民兵逮着捆绑起来，押着带到学校的庙院舞台批斗。头戴白纸高帽、脖子上挂着“物证”玉米棒，胸前挂着姓名牌子，头颅被强行按着且弓着腰，老汉苍白的脸色深深留在了我的印记里。

村里的干部群众、全体老师学生都在台下站队集中，先是干部宣读“罪行”，而后有人带头握着拳头连续高喊“打倒剧仲文……”，下面的人群也众口回应着。老七和我一个班，站队恰恰就在我的前面，他也只有低声应着人群里的“打倒剧仲文”，我捅了几下他的腰，偷声喊着“老七，老七，上面那是你爹，你别喊、你别喊……”。批斗会结束后有个同学告诉我说“你个家伙好大的胆啊！大家都听见了啊”。为此忐忑了好长时间，后来也没有人追究。

中国的老百姓国家意识、大局意识非常强，振臂高呼口号随大势，但向来关心自己切身基本生存权。仲文老汉也是饿极而盗，那年月饿肚子的日子也不好熬啊！不管什么时代、无论什么运动要体现人性、人心。后来才感觉到从政的人只要追求先让老百姓达到基本的安居乐业才是根本，其他都不重要。 

童年和少年阶段，我的玩伴和同学共同的感受是这个世界并不大，那时的空气相当新鲜，那时的天空真的很蓝，那时的水非常清澈，河道草地也是嫩绿的，小动物也是丰富的多样的。黄花梁上、木瓜河畔，田间地头、沟沟岔岔到处是我们的领地，更是我们的世界，玩的真开心。玩累知道饿了，才醒悟过来该回家了，也该想到回家挨父母亲一顿整训的时刻临近了。

每逢大雨过后，站到黄花梁高处，极目南山能看到雁门关小门洞，长辈们说那叫“南天门”，小伙伴都认为那就是我们整个世界可以极目的最远处。往东南方向可以清晰地看得见应县木塔，那也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远方。

视线里就是学校神圣的大庙主殿、钟鼓楼、舞台、门口的古树、钟楼上吊着的小钟；耳边是上课时院子古树枝头上的老鸹、喜鹊叽叽喳喳的声音，和着读书声……。

渐渐长大就得拿起镰刀割羊草、割猪草，摇起辘轳浇园子，替父亲跟着叔叔大爷们放牛等，开始为家人分担分忧。我们的作为就那么些，我们的世界也仅仅就是那么大。

记忆里，老师们非常敬业，对职业格外自豪。剧世成老师迈着稳健的步伐、伸手拉着上下课小钟的动作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铛铛声音萦绕在耳边。对杨庄村的每一任校长我都是内心无比敬仰，他们都多才多能，似乎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的子女都和我们在一起学习生活成长，李庆儒校长女儿李果兰，贺福昌校长女儿贺太芳，杨廷耀校长儿子杨圣东都是我的同学。

那时的学校不仅真正做到了因人施教、因材施教，而且做到了因家庭状况施教。大概是我三、四年级，每到课间操时间，李庆儒校长就把我单独喊到教师教学办公室，他端坐在全校唯一的脚踏风琴后面，我拘谨笔直站立在旁边，他不厌其烦地教我识谱、练声。可以想象，当时我是十万个不情愿，课间操本来是放飞的时刻，惧于校长的威严只能勉强应付。似乎练习了一年多，主要练习的歌有《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谁不说俺家乡好》《汾河流水哗啦啦》等，有时让我高声唱给老师们听。

除了嗓门大，我似乎没有丝毫的音乐天赋，怎么都不明白他的用意，最后简谱也没有学会，遇到本班或者校集体活动，还让我领唱，真的莫名其妙。

记得有一天又到了下午课间操，校长让我面对几位生面孔的“外来人”练习唱了一首，拔了几声高音，便打发我上课去了。临近放学说“陶占有，今天雁北（耍孩儿）剧团、艺校的老师看上你了，今天回家记得和你父母亲‘盯对’一件事情，问问愿意不愿意让你去，你家里条件不好，也不用掏任何费用，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我答应着就跑出去玩耍了。

晚上把这事忘记得一干二净，第二天早上刚跨入学校门口才想起来，忘记问了，吓坏了！忙着跑返回家，我气喘吁吁向父母亲如实反馈了李校长的意思。没有想到的是，我父亲坐在炕头上刚吃过早饭，手里握着烟袋锅，欠着身满脸不屑应了一声“什么剧团、艺校？戏子，不去！”。

课间操间隙我告诉了校长“我大大（父亲）不同意”。校长也没有继续再问什么，之后，课间时间给我练歌偏饭的惯例也就打住了。长大了渐渐才明白过来，校长完全了解我们的家庭状况，当时父病母残，劳力不足，我们家太需要立刻解决家里基本的吃饭问题了。

后来，大姐夫季建荣买回全村的第一台无线电收音机，让我无条件剥夺，持之以恒地在大同人民广播电台、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汲取营养，沉迷于听新闻、听评书、听音乐，成为全村不务正业、最有争议的收音机迷，从此方才知道世界真的好大、中国历史那么悠久而且丰富多彩。

特别是跟进《每周一歌》栏目练习唱歌，一直哼哼唱唱。后来到了太原读书，当上校学生会的文艺部长，还几次有幸拜访了山西大学音乐系邓映易教授（《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译配），她遗憾地告诉我“乐感强、底气足、音域宽”的优势和走艺术专业道路家庭经济的短板，让我曲不离口自己多琢磨，辅导了3次不到1个小时的唱歌技巧，第一次登上容纳2000人的大舞台欢送上届毕业生晚会，演唱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赢得阵阵掌声，应了“是多少磨炼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工作后参加并组织了单位的不少文娱活动，滥竽充数发挥些许作用，在县里面逗趣自嘲是“水平一般，全县第三”的唱歌水平。2021年7月，我又有幸登上省级舞台，以一首民歌《桃花红杏花白》，献歌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举办的庆祝建党一百周年晚会，获得了全系统领导和同志们的点赞。

业余爱好还成就了我的事业，更多的是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上学时李庆儒校长的指导和初心，历历在目，永生难忘。

我经常与我的孩子们、现在单位的年轻人交流的就是，和现在的互联网时代相比，我们那一代人缺乏的就是进步的阶梯——书。

我的命运还是不错的，本村姻亲二姨哥季杰荣（大姐夫季建荣的二弟）在县城读高中，每到周末，先是从学校带回不少连环画小人书，我厚着脸皮借来，连三赶四、不分昼夜看，后来他连续带回来四大名著和其他的书籍，那些书太厚，生字也多，我更是利用一切机会抓紧时间、囫囵吞枣，因为这些书籍其他同学是见不到的，我既担心二姨哥催要，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还怕看书耽搁了放学后浇园子，遭到我父亲劈头盖脸的责骂。经常在劳动间隙爬到庄稼丛中、圪楞缝里偷看，吸取了好多的知识，让我展开了无限的向往和想象，后来结合了收音机获得不少信息和知识，真是大开眼界。记得初中阶段，我经常在我们院子里的杏树下，给同学们眉飞色舞地讲评书和名著里的故事，满足了自己的些许虚荣心表现欲，更多的是打开了心门，渴望着自己能够走出去！

杨庄的学校原本有完整的五年小学，但是初中只有初一和初二两个年级，以杨庄、来远两个村的生源为主，升学也是由公社统一命题考试入学。到了小学后期，本村个别的小伙伴就算把书念到＂终点＂了！

1979年后半年，我顺利考入杨庄村初中一年级，一直到1980年上半年完成了初一的全部课程。到了1980年的后半年，却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据说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初中学制变更为3年，全公社师资力量就明显不足，当时公社联校决定撤销杨庄学校的初中，启动恢复了杨庄村“五·七农校”，从初一开始招收了全公社范围内各村部分优秀的学生，号称重点初中，办得有声有色。从此大庙里杨庄学校的初中班不再招生，初二也就随之撤销。

杨庄“五·七农校”的恢复成立初期，对杨庄籍学生也没有特殊照顾，我们这个初二班当时就处于了尴尬的境地，个别同学留级留在了杨庄“五·七农校”读初一，大多数来远、杨庄两村的同学到了东双山学校。1980年后半年我暂先去了东双山学校升学初二，仅仅不到两个月时间也返回村里留级到了“五·七农校”，从初一直到1983年上半年参加中考。

父亲是中考那年腊月去世的，家里只有残疾的母亲和工作没有着落的哥哥，私下里想只有考上了师范学校，才能尽快解脱家里的困境，即便考上了高中，也存在一个谁来供读的问题，继续把书读下去的信念那时几乎丧失殆尽，真的到了无望的地步！

到了中考期，我明明白白知道我的学习成绩也远远达不到一次考上师范，并足以脱了“农皮”的水平，根本就没有心思专心答题，草草考完了事，下定决心参军当兵，满脑子想着为家里减负。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年四月，哥哥招工当上了大同煤矿的轮换工，家里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1月哥哥又娶了本村后排的嫂子剧美兰（剧锦茂的姑姑），就在结婚典礼结束时，前来参加婚礼的大姨姐徐洲梅（当时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北周庄村妇联主任）发挥权威，主持我们开了个家庭会议，征求大家意见。我哥哥当场表明态度“他身体单薄，不适合当兵、种地，最喜欢读书，继续把书念下去，我们供读，我出大头儿……”刚过门儿的嫂子也表态同意，两个姐姐（夫）均表示支持，并预测了一次性考上师范和继续读高中的学费、生活费摊派比例，从此我放下了一切包袱。

11月又返回农校跟班了7个月，并受到了杨廷耀、李日华和解震等老师的鼓励和关照，成绩进步的非常快。次年（1984年）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上了山阴三中（当年合盛堡公社全部毕业学生划归山阴三中），入学后即被评为校学生会的学习部长。高中的3年，与杨庄村和杨庄学校有缘的黄兴礼老师一直是三中的后勤管理员，武焕忠老师也在三中初中班任教。黄兴礼老师大儿子黄晓伟、武焕忠老师的二女儿武瑞娥和我都是同班同学。特别是武焕忠老师的爱人，是学校伙房负责给学生窗口打饭的，经常使眼色暗示：“实在吃不饱，晚上学生全部打饭后，人少了你就拿饭盒过来吧……”吃了不少偏饭，想起来十分温馨和感动！

1987年高考，我考上了省里的重点中专山西省计划统计学校，除了哥哥实实在在不易的供读，姐姐们全力资助支持，我一直享受学校最高的困难补助，而且学习成绩必须绝对保持取得一等奖学金的优良。偶尔星期天去229煤田地质勘探队家属院（山西大学对面），在本村于省地矿厅工作的包科哥（陈建国）嫂（陈桂君）夫妇家里解个馋，汇报学习进度，接受精神鼓励，基本上克服了经济上困境，顺利完成了学业。

1989年毕业分配到山阴百货公司，3个月后调到了县政府办公室。在县政府综合部门从事了17年的文秘工作，对标多才多艺的高焕荣、张志刚、王尧邦、李志斌（剧仲满的外甥女婿、剧清莲女婿）、段国强等副主任学习榜样，更有才华横溢的同事们的激励，包括担任政府办公室副主任10年，我丝毫不敢懈怠，日有所学、日有所思、日有所为，还取得了中央党校函授本科学历。

后来在乡镇十年担任党政一把手和行业部门五年主要负责人，也是亲力亲为，大多个人讲话、工作报告都是亲自撰写，形成了对基层工作独特的表达方式、工作思路和履职方法。特别是2019年，我在行政一把手任上，53岁大龄挑战具有竞争性的考试，报名参加了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区域（流域）监察办公室人员公考，在全省760多名报名考生中，以笔试、面试绝对优势成绩入选，成为录用40名工作人员中年龄最大、资历最老、级别最高的一位，成为了全县乃至全市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新闻。

我从杨庄村一个普通穷孩子，经历涉及了党、政、军（预备役），跨越了基层地方政府、综合协调部门、行业管理部门，涵盖了村、乡、县、市、省5个层级的工作经历。

奋斗中的不甘落后，支撑着我的梦想，实现着作为一个杨庄村普通的孩子对走出去看世界的向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一直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作为自己的从政遵循，做人办事坚守底线，以人为本、勤政为民、恪尽职守、主动担当，尽力做到问心无愧！ 

现在，我们的工作范围就是立足晋北三市（大同朔州忻州），面向山西全域，发现生态环境问题，督察落实整改责任，努力推动美丽山西建设。足迹踏遍三晋大地山山水水，突破了童年少年时期雁门关“南天门”就是边界的未知世界。

在此，我祝愿并希望我们家族和村亲后代，务必牢记：努力学习争上游，开拓眼界看世界，全心全意报效国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作者简介：陶占有，男，1966年4月出生，山阴县杨庄村人，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学历。1989年7月山西省计划统计学校毕业；1990-2006年在山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历任科员、副科长、科长、副主任，兼任山阴县人民政府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2006年6月-2016年4月历任山阴县玉井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党委书记；2016年4月-2019年3月任山阴县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局长；2019年4月-2020年10月任朔州市生态环境局山阴分局党组书记、局长，山阴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2020年10月至今任山西省生态环境厅晋北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监察办公室正处级监察人员。